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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ckenflap就像一面鏡子 映出了香港最好的特質

來源:澎湃新聞 2018-10-13 11:49   http://www.hjxwe.com.cn/

已經11歲的Clockenflap香港音樂及藝術節將于11月9-11日在香港中環海濱舉辦,預期入場人數將達7萬人。在香港,不賺錢的生意沒人要做。音樂節本身通常打平就不錯了,除非規模夠大,票價夠貴,才有可能成為賺錢的營生。在地產為王的香港,奢望找到一片足夠大的場地來操辦一個有盈利的音樂節有多難?一個音樂節又是如何影響了一座城市的文化?為此,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該音樂節的三位創始人。

三位創始人:(左起)Justin Sweeting、Mike Hill、Jay Forster香港幾乎是個沒有音樂節文化的城市。Clockenflap音樂及藝術節誕生之初,他們的官網上還放了一段音樂節基本指南:“什么是音樂節?”以及“人們在音樂節上都會干些啥?”三位原籍英國的創始人Jay Forster、Mike Hill和Justin Sweeting于2008年舉辦第一屆Clockenflap之前,剛新鮮經歷了一場音樂節在香港的挫敗。維多利亞公園內始于2003年的Rockit音樂節在多方打壓下(比如持續不斷的噪音投訴),終于在2006年關張。三人作為Rockit的團隊成員既感挫敗,又看到機遇。在“音樂節真空期”的香港想要一個合意的音樂節?那就自己造。

自2008年至今,Clockenflap的成長囊括從無到有、誤打誤撞、因禍得福等種種好故事需具備的元素,長成為今日亞洲頂尖音樂節的樣貌。

十年間,他們要解決香港無大型戶外音樂節/藝術節流程可參考,無政府和大型贊助商注資,無扶植音樂藝術活動的專門官員/政府部門,無理想的票務等在線平臺,無群眾基礎的難題。還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從數碼港(2008-2009)、黃竹坑的工業大廈(2010)、西九文化區(2011-2015),終至繁華鬧市的中環海濱(2016至今)。最新一代的Clockenclap背靠維多利亞港灣,港島天際線和摩天輪景觀利落分割天空,襯得音樂節鬧哄哄的人間景觀如海市蜃樓如夢似幻。

其中2011年是個刺激的轉折點。這一年因為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規定所有戶外場地均不能售票,導致Clockenflop蝕本過百萬元,卻陰差陽錯因為新場地及“免費”二字吸引到近兩萬人入場,真正完成了香港音樂節的啟蒙及普及。

對摯愛空調的港人來說,戶外音樂節的含義自然與別處不同。Clockenflap身處鬧市,基礎設施完備,偶遇大雨會免費發放雨衣;場內實行無現金消費,所有消費均由手帶完成,充值點均勻分布在各處。它不會用通常與“戶外”相連的辛苦與不可預期逼迫參與者跳出舒適圈,與藝術相關的裝置、互動體驗、燈光、電影、市集等亦時髦有趣為先,符合摩登都市的喜好,卻在不知不覺中拓展你認知的邊界。

它很歡迎小孩子的加入,因其終極目標是打造一個對所有人都友好的節慶日,填補現代人越來越少擁有節日快樂的遺憾。細節處,如現場食品供應商嚴禁使用塑料器皿,免費提供飲用水與重復使用的鋁制水樽,禁止所有合作方使用塑膠飲管、飲品攪拌棒及可能增加環境負荷的多余包裝,都可見其教養和品格。

只是,在決定一個音樂節調性的陣容選擇上,Clockenflap就沒有那么標準及大眾化了。它的口味龐雜,舞臺及藝人組數亦多,且難歸類,總是在大眾審美邊緣年年試探出新。以致每年的名單都像一份題,考驗觀眾聽的是否夠廣。

拿今年來說,首輪陣容里重點推薦的有紐約后朋/獨立樂隊Interpool;去年憑首專《American Teen》一鳴驚人的喬治亞R&B男孩Khalid;新浪潮樂隊Talking Heads主腦David Byrne,已打破早年對Clockenflap主攻英倫浪潮及Indie的刻板印象。

它的調性統一,穩中有進,得益于營收主要靠門票收入支撐的做法。這種西方音樂節慣常采用的模式在內地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常見,但依然值得借鑒。尤其Clockenflap自建票務平臺、商務模式及活動服務機構的努力,令其能最大程度地不必假借他人而掌控全局,保證購票流程的公平和安全,實現對觀眾大數據的分析以求精進。

和Justin Sweeting(Clockenflap創始人之一,音樂總監)與Mike Hill(Clockenflap創始人之一、音樂節總監,Magnetic Asia CEO)聊了聊Clockenflap的歷史、運作方式和前景,還講到在香港天際線下誕生的這個節,如何與她相似又悖離,又是怎樣地影響了這座城。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在香港從未存在過的東西”澎湃新聞:2008年第一屆Clockenflap在一天的活動周期里吸引到1500個觀眾。今年預估的入場人數是多少?觀眾人數是逐年上升,還是有一個突然的上升過程?

Justin Sweeting:今年的預期大約是4天7萬人。

大體來說我們的觀眾人數上漲都是比較穩定的,隨知名度的增加而遞增。當然,2013年是一個轉折點,因為康樂署的規定導致我們不能賣票,變成了免費入場。

不變的是我們始終以票房為支撐,因為這是最能長期運作下去的模式。

澎湃新聞:你們一直試圖擴大受眾面,從早期的另類音樂愛好者,到更多樣的人群包括小孩。對于參與者的構成,你們手里有具體的統計數據嗎?如果有,團隊會對此做怎樣的分析?

Justin Sweeting:Clockenflap的目標從第一天開始就確定下來:讓這個活動盡可能地對更多的人友好,吸引到更多的人。對很多香港人來說,Clockenflap是他們參加的第一個節,因此我們希望這種體驗能夠涵蓋盡可能多的人群,尤其是年輕人。

對于數據我們非常重視,也會做詳細分析。我們很高興地發現,來自非香港地區的參與者人數年年上升,來自內地的觀眾占據了其中的大多數。

澎湃新聞:從什么時候開始,你們有了“希望把Clockenflap作為傳統節慶的替代”這個想法?

Justin Sweeting:Clockenflap從未試圖取代已經存在的節日。相反,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在香港從未存在過的東西,也希望這個東西能對這座城和生活其間的人有益。

澎湃新聞:Clockenflap現在的形態有沒有一些靈感來源?

Justin Sweeting:當然,我們的靈感來自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然后我們用自己獨有的方式把細節和某些傻傻的東西編織在一起,做成了現在獨一無二的形態。

澎湃新聞:從無到有地造一個節,重中之重是什么?

Justin Sweeting:太多了,許多時刻在變動的環節都很重要,組織內的不同領域各有其顯要性。美妙的是能夠在如此眾多的不同組件中工作,且全員目標一致。作為團隊的一員我深感幸運。

澎湃新聞:對于香港這樣的大都市來說,一個規模最大的音樂節,其主要風格竟然是另類音樂,這在其它地方是很罕見的。你覺得為什么這種不同尋常會在香港發生?

Justin Sweeting:我們從未想過要做“最大的”,但是我們始終希望盡己所能做到最好。在我們這方面,我們總是希望能以“正確的方式”做事。具體來說就是死摳任何細節,比如安全和安保,成為香港大型戶外活動的樣本。

我們和香港的各相關部門都聯系緊密,保證每個人都能理解我們希望這個節是什么樣子的,以及我們為什么做這些事。我們的初衷誠懇,熱愛這樁事業,這就是人們最終能夠認可我們的原因。

Clockenflap的手帶使用安全又便捷的RFID技術

“即使世界上最熱門的活動也需要10分鐘左右才能把票賣光”

澎湃新聞:你們設計的手帶除了支持入場和現場消費之外還有什么功能?它是怎么誕生的?

Mike Hill:我們的手帶使用RFID的技術,因為我們希望觀眾在音樂節場內消費是不需要使用現金的,這樣不但可以更安全,也可以讓觀眾整個音樂節體驗更便捷——大家不用再花時間在找換上,也不用因用不同的付款方式而使用不同的流程,觀眾只要一“嘟”就可以了。這是我們一開始決定使用這種手帶的原因。

后來我們發現,其實手帶還可以用在進出場地權限管理上。然后如果把這兩個方面的資料都結合在一起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資料,例如觀眾通常什么時候到場、什么時候離開;觀眾都什么時候消費;從這些數據甚至可以整理出觀眾都在看哪些表演嘉賓——因為可以透過不同時間不同舞臺附近的酒吧銷售情況反映出來。

然后我們的手帶是和門票相連的,所以如果追蹤門票的話,還可以知道他們是從什么渠道而來的觀眾。如果配合我們可以得到的,他們在音樂節現場的行為,我們就可以有一個蠻全面的觀眾輪廓,更深入認識我們面向的觀眾。我們還沒有全面做到上述的這些大數據分析,但一步步我們將可以更深入理性地分析我們的觀眾。

澎湃新聞:你們還創造了自己的票務系統——Ticketflap,自己的電子商務系統,活動服務系統,并成功地成為供應商把這些技術販售給別人。能描述一下這個過程嗎?你們的系統有哪些優勢?

Mike Hill:我們一開始創立Ticketflap,其實是源于作為用戶的一種無奈,因為當時香港普遍的票網不能夠支持完全電子化的票務服務。當時我們在回家的小輪上有一個腦洞大開的創想,覺得應該可以使用QR code來掃門票,回家后做了一些信息搜集,發現其實歐美已經有很多人在使用這技術了。

我們當時如此看重電子票務的支持是因為我們正在做很多數字營銷推廣,而我們希望可以知道更全面的實際轉化率。另外當時其他系統也不夠彈性,不能夠滿足我們希望可以迅速登記賬戶、修改數據的需求。所以我們就針對市場上不能夠滿足我們的功能去開展創立自己的票務系統。例如可以很迅速有彈性地修改數據、可以實名制等等。

Ticketflap網站

Ticketflap有一個獨特的防篡改實名制系統,只有購票人自己才能修改票面上的名字。這意味著大規模的重復售票將不再行得通。

這個系統比較新,所以我們可以一開始就用上云計算解決方案,構建一個可以按需自動調整的模式。

有一點我們想要祛魅,那就是票是不可能在幾秒之內售罄的。即使世界上最熱門的活動也需要10分鐘左右才能把票賣光,這是技術原因,涉及交易所需的時長。這就是為何需要運用復雜的排隊技術來保證購票過程的暢通。

公平是核心,我們提供的技術能讓顧客知道他們正在排隊等候中,也能讓他們無論是否購票成功都能理解這個過程。

機器人程序(bots)是線上票務系統的最大挑戰,二級票務網站運用它搶票,再以高價賣出。這就是我們為何需要使用反bot程序來防止這些發生。

因為市場上很多人其實和我們都有相同的需求,所以我們很快就發展成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票務系統。如果就民營票務系統來說,我們是擁有最多活動的。

然后當我們自己的業務發展越來越大,你當然希望可以更全面地掌控全部的環節,像Clockenflap的觀眾那么多,我們當然不希望假手于人,希望售票得到的利益進到自己的口袋里。因為其他的大型活動也有相似的想法,希望有自己的票務系統,所以我們就把已經制作好并且同時作為使用者,一直在完善的系統賣給其他主辦方。例如AIA Carnival。

“Clockenflap就像香港的一面鏡子,映出了她最好的一些特質”

澎湃新聞: 你常常旅行,覺得一個城市音樂節最顯著的特征是什么?在所有你去過的城市音樂節中,Clockenflap特別在哪里?

Justin Sweeting:不管坐落在哪里,最好的音樂節都有各自的特色。對我們來說,Clockenflap集合了我們摯愛且值得慶祝之物:音樂、藝術、人、食物、愚蠢和所有那些能夠抗衡幕布般標志性的香港天際線的事物。當你集合所有這些元素,它們的偉大程度將遠遠超過單獨的部分。創造獨特的“Clockenflap體驗”能夠激發靈感、活躍心靈、滋養靈魂。

澎湃新聞:一個音樂節最終會變得與所在的城市相似(至少是某些方面)。Clockenflap和香港之間有沒有這樣的關聯?

Justin Sweeting:當然。Clockenflap就像香港的一面鏡子,映出了她最好的一些特質。香港是這個品牌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這個音樂節的骨子里混合了東方文化與西風影響,新潮和更傳統的東西在其中融合無間。

更重要的是,我們提供對創新的關注和支持,這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亦屬罕見。這些都與香港精神密不可分。

澎湃新聞:對非香港人來說,看上去在過去十年里香港精神有了一些變化。作為香港人你有什么感覺?透過這十年中Clockenflap的現場,你觀察到的人群有什么變化嗎?

Justin Sweeting:這十年里,香港人對于現場活動的選擇比從前多了許多。對于選擇參加什么活動,他們的眼界更開闊,眼光更敏銳成熟。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演化。

澎湃新聞:人們的音樂品味呢,2008年到現在有什么變化?

Justin Sweeting:我們看到越來越多混合音樂類別的喜好,人們的音樂口味也差異愈大。就Clockenflap來說,人們越來越對新的音樂感興趣,比起早年也更相信我們的推薦,更能接受音樂節不應該受限于單一品類的理念。

他們已經能夠把陣容看作一個整體,學會探索它的深度和廣度。國際媒體曾經把Clockenflap的觀眾描述為世界上最積極和激動的音樂節受眾群體,他們的開放程度令我們深感驕傲。

澎湃新聞:Clockenflap總是愿意給本地音樂人登臺機會,對香港地區音樂人和海外音樂人的甄選標準上有沒有什么不同?

Justin Sweeting:我們總會給予本地音樂人更多的關注和支持,這對本地音樂生態有健康的影響。在身邊發現天才總是非常令人激動。

澎湃新聞:描述一下負責陣容選擇的團隊的具體工作吧。

Justin Sweeting:尋找音樂人的途徑有很多。首先我們會參加世界范圍內的許多音樂活動,去發現嶄露頭角的新人。我們的海外機構和專業人士網絡也很強,能夠幫助我們尋找。

我們的網站還有一個申請功能,自覺適合Clockenflap的音樂人都能提交申請。快樂的煩惱是申請者總是遠遠多于我們能提供的登臺機會,對我們的挑戰就是合理安排,讓陣容作為一個整體具有連貫性。

澎湃新聞:觀眾的品味會影響你們的陣容選擇嗎?反過來講,你們希望自己的選擇對觀眾施加影響嗎?

Justin Sweeting:對我來說,音樂節陣容的精髓是平衡,我們的工作就是在觀眾熟知并愿意買票觀演的音樂人和新名字之間做平衡。

音樂節的編排優勢就是你能冒更大的險去挑戰觀眾的審美邊界線。我們希望能讓觀眾最終完全信任我們的選擇,不管是誰將登臺都不影響他們購票的決定。因為無論是誰在演,都將帶來啟發性的優質演出。

“最棒的瞬間是不曾預想到,但一切各就其位的時候”

澎湃新聞:今年你最期待的三位/組藝術家是誰?

Justin Sweeting:限于音樂人的范疇嗎?David Byrne、Alvvays(加拿大搖滾樂隊)和Amadou & Mariam(馬里雙人組合)。

澎湃新聞:除了Clockenflap,你們還舉辦日常性的活動嗎?

Justin Sweeting:是的。Clockenflap是一年一次,但我們還需要持續一年的勢能來真正影響到音樂環境,為音樂愛好者提供持續的音樂活動。

我們有一個系列活動叫“YourMum”,整年為藝術家提供表演機會,體量大約在400-4000人左右。

澎湃新聞:每年都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嗎,你還記得多少這樣的瞬間?

Justin Sweeting:最棒的瞬間是不曾預想到,但一切各就其位的時候——對的藝術家在一天當中對的時刻出現在對的舞臺,面對對的觀眾。這是魔法時刻。

多年來我們有過不少這樣的時刻,比如2013年Bombay Bicycle Club演出時發生月食,或者Nile Rogers在日落時的表演。事后他對英國的媒體說,Clockenflap是全世界最好的音樂節。

澎湃新聞:歷年的陣容里重復出現的音樂人多嗎?

Justin Sweeting:很少,只有在合適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對本地藝術家來說尤其如此,我們小心地安排他們不在連續的年份里登臺,因為我們必須給年輕一代機會,并為每個藝術家個體尋找和制造最合適的場景。

澎湃新聞:有沒有擴展業務的打算?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Justin Sweeting:我們的理念是通過為觀眾提供動人而超值的活動體驗,為他們的人生注入活力,同時增添我們的品牌價值。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在不同的平臺上作業,也嘗試在產業鏈上下功夫,比如自己的票務平臺Ticketflap、電子商務機構和活動服務機構。希望我們的技術和經驗能夠幫助其它的活動和主辦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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