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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的四大原因:性、女人、自我迷戀以及浪漫愛情的銷魂之樂

來源:[英]瑪麗 2018-10-14 16:01   http://www.hjxwe.com.cn/

【編者按】

安德魯·歐黑根這樣盛贊《倫敦書評》的主編瑪麗-凱·維爾梅斯:“她為英國散文做出的貢獻,超過過去一百五十年中的任何人。” 維爾梅斯編了近四十年《倫敦書評》,自己寫的文字卻不算多,但很能體現刊物的趣味和腔調。近日,她的文集《誰不愛被當成圣人對待》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了她對《倫敦書評》幾位核心人物的回憶文章,她的書評、日記,以及幾位作者所寫的與她的交往。本文選自該書,原題為《我們離婚吧》,澎湃新聞經上海文藝出版社授權發布。Marriage, Love, Sex and Divorce,Jonathan Gathorne-Hardy,Cape, 1981

12年前,喬納森·蓋索恩-哈迪在結婚十年后離了婚。之后悶悶不樂的他思考了自己也思考了社會:它也會崩解嗎?1969年蓋索恩-哈迪拿到了離婚暫準判令(decree nisi),彼時不列顛每年有六萬樁離婚,1980年漲到了十五萬樁。“在羅馬帝國的最后世紀,偉大的文明轟然倒塌,一股離婚大潮呼嘯而來。”這一比較嚇人嗎?未見得。“哪怕最籠統的歷史知識也會帶來一種鎮定效果,”蓋索恩-哈迪這樣說有道理,因為他本人的歷史知識就非常籠統。“羅馬文化太過膚淺,以至于無法抵擋周圍種種誘惑”,“結果就是徹底的道德淪喪,我們既無法處理也無法正視”。(蓋索恩-哈迪對羅馬帝國的評語的來源是杰羅姆·卡克皮諾的《古羅馬的日常生活》,1941年勞特利奇出版社出了英譯本,當時卡克皮諾是維希政府的教育部長。)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要更宏大:一種“現代心理的巨大重組”,一種“人類意識的深遠改變”。

亞瑟·貝爾福曾對丘吉爾說:“我看你寫了本書講自己,卻取名為《世界危機》。”蓋索恩-哈迪寫過兩本很有名的書《英國奶媽興衰記》和《公學現象》,記錄的不是他本人的生平,而是他所屬的階層,可以說是一種部落史。《愛情、性、婚姻和離婚》是他將離婚后三年的痛定思痛寫成了世界史,現在他是醫生,我們(他的讀者)成了病人。“我們必須像任何一個理智的分析師那樣……從追溯歷史開始。”他說。而當我們追溯歷史時,萬事從來不是那么鐵板一塊或那么貞德良善。(“直到中世紀晚期,頻繁更換伴侶是十分常見的。”)于是當下的境況沒什么特別糟糕或困擾的:“總有人說這是一個充滿焦慮和壓力的特殊時代。你覺得這很明顯,甚至是老生常談。的確是老生常談。但我從來不覺得它是真的。”分析師總是傾向于輕視伴侶的麻煩。(分析師)說得越少,事情越快可以解決。

精神分析,正如其批評者樂于指出的那樣,是那些沒什么好擔心的人喜歡訴諸的治療形式。蓋索恩-哈迪擔心的麻煩可以說是不尋常的好運氣的產品。他的書名很有欺騙性,愛情、性和婚姻沒有必然關聯,他真正感興趣的只是它們所導致的離婚。導致離婚的第一大理由是性——不是失敗的性生活而是越來越稀少的性生活。在蓋索恩-哈迪的敘述中,這是金賽一手促成的,他“把性自由從精英和文化階層的時髦變成了大眾運動,這可能是歷史上頭一遭”。金賽(他自己更喜歡被視作是動物學教授)的第一篇論文表示他是個愛思考的人,那論文題為《下雨的時候鳥兒會做什么》。他天生是個收藏家,早年致力于收集黃蜂,他的收藏如此完善,最后給自然歷史博物館捐了四百萬種黃蜂標本。雖然他否認任何改變人類行為的念頭(蓋索恩-哈迪說“這是胡說八道”),他總是熱衷于指出最受尊重的人往往有最頻繁的性生活:“一個一周自慰四十次的律師往往成就突出。”金賽還說,早早有性經驗的少年人要比性晚熟的人“更警覺,有活力,外向,更有進取心”。

在記錄性高能之后,是性無能。金賽之后,是馬斯特斯和約翰遜 ——“他們在陰蒂上有了重大發現”。性是個問題,因為它不再被視為問題。“縱覽歷史,男性炫耀其征服物,在性解放的年代,女性亦如是,”蓋索恩-哈迪寫道,“這是史上頭一回,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擔心他倆如何同時達到高潮及其頻率。”(這里我們必須夸獎一下金斯利·艾米斯,他在《杰克的心事》中為讀者提供了性無能的文學經驗。)蓋索恩-哈迪不太確定性到底是家庭不和的癥狀還是原因:“性是核心,但也極難捉摸。”不過在書結尾處的“婚姻、性和離婚諸問題的一些解決方案”,他煞費苦心地描述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為治療性功能失常設計的復雜程序(“陰莖觸摸點練習”),并認為他們為挽救婚姻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他們的技巧能夠得以廣泛運用”,早泄會像天花一樣“在十年內銷聲匿跡”。

離婚的第二大原因是女人。“日本有檔電視節目專門尋找失蹤人口。二十年前,百分之七十的男人離家出走;現在情況變了,百分之七十的女人打包走人。”在蓋索恩-哈迪看來,這么多女人打包走人并不一定是壞事。不光因為女人想遠離掃地燒飯的生活頗有道理(“家務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很頭疼的”),也因為這給了男人換人的機會——不是換成掃地的,而是換成小孩。“1950年代的意識形態被瓦解后,新形態是允許女性去工作,于是有人必須接替母親在家庭里的位置——父親。”五十年代的意識形態是溫尼科特和鮑爾比:“杰出的兒童心理學家溫尼科特將母親的角色尤其是她乳房的角色,提升到了抒情的高度……很有可能溫尼科特想成為一個哺乳的母親。”聽上去更有可能是蓋索恩-哈迪想成為一個母親。他寫這書的一大刺激點是離婚使他與孩子分離。他說,在丹麥有父親綁架孩子“只為了迫使死腦筋的法官明白父親也能照顧孩子”。

被克里斯托弗·拉什稱為“病態自戀”的自我迷戀是離婚率飆升的第三大原因。蓋索恩-哈迪沒有提拉什,但在“特權膨脹”一章中,他寫了同樣的“成長的憤怒”——要么是瑜伽,要么是再婚,這些也讓拉什覺得義憤填膺。很明顯不喜歡多重原因的蓋索恩-哈迪說,這都是從“特權膨脹一代”開始的,他們出生于三四十年代(也就是他本人那一代),相信精神分析那一套:沒有壓抑的童年肯定能帶來幸福。于是四十年后他們還在等待幸福。蓋索恩-哈迪作為證據引用的事實是“一大部分的”當代愛情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年男女,“至少在愛情方面達到了歷史性的新意”。心理治療旨在平緩關系,增加繁衍幾率;“如果婚姻沒有通向“成長””,十到十五年后還沒有什么結果,那么解決辦法很簡單:“棄之。”

愛情是最后一大原因——“浪漫愛情的銷魂之樂”。“即便是婚姻實用主義者也“往往會墜入愛河”,” 蓋索恩-哈迪這樣說,接著問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他們墜入的到底是什么愛?”科貝特說這是一種英國病,“它在英國導致的自毀比其他所有國家加起來還要多”。羅曼蒂克的死亡愿望,丹尼·德·魯熱蒙如是說,他的書《激情與社會》(1956)是蓋索恩-哈迪討論古往今來之愛情(從十字軍到厄普代克的小說)的參考范本。從12世紀到二戰,婚姻和通奸(或者說通奸的想法)一直存在,一邊是安穩、房產和嫁妝,一邊是渴望、欲望和絕望。據魯熱蒙說,這種區別支撐著社會,一旦此區別消失,后果不堪設想。事實上許多人不止結一次婚。厄普代克的《咱們結婚吧》的男主人公對不是他妻子的女人說:“我不想你當情婦;我們的生活不該這樣。在這里,除婚姻之外沒有別的體制。婚姻和周五晚上的籃球賽。”

受威脅的不是婚姻,而是一夫一妻制:“不管你怎么粉飾統計數據,有一點很清楚——婚姻體制本身依然需要穩定的統計數據作為基石。”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初,婚姻的平均長度是二十年(這是彼得·拉斯利的數字)。今天,不離婚的夫妻大概可以過上四十到五十年,“對不少人來說這也有點兒太長了”。在這一語境下,蓋索恩-哈迪看上去瘋癲的提議“離婚——一種現代死亡”不無道理。“快跟他離婚,”我聽到一個美國小孩跟他媽這樣說,他當時覺得他爸馬上要淹死了。瑪格妮塔·拉斯基在本刊討論過科林·穆雷·帕克斯的《喪親之痛》,“他拒不將拋棄伴侶與明顯類似的喪親之痛相提并論”,并說前者的痛苦“更甚,因為知道痛苦的來源并非意外,而是人為選擇”。話說回來,“人為選擇”造成的痛苦更容易抵抗,甚至還會產生一些抵抗的愉悅。

蓋索恩-哈迪沒有弱化離婚帶來的許多不幸,至少在這里他是主場。他可能對“無情的冷酷的一夫一妻制到死”即將退場不會遺憾,但退場之路看上去還是挺崎嶇的。他說到“離婚的可怕怒火”,“可怕的痛苦哭喊撕裂了20世紀末的散文”,“撕心裂肺幾乎會導致肉體之痛”,還引用了幾位“受害者”的話,其中一位是吊車司機。“我坐在吊車里,突然間淚崩。”這是整本書里唯一像樣的句子。

離婚導致的種種困難都有論及,從屈辱到尷尬(尤其對女人,她們沒了丈夫后,別人就以為她們會渴望任何變態兮兮的關注),到孩子的悶悶不樂——大部分小孩(不論窮富)不會放棄父母重歸于好的希望。蓋索恩-哈迪的一些話頗為特異。比如他聲稱離開者(通常是丈夫,雖然他沒有特別指明)和留下者(比如妻子)的痛苦是等量的,這恐怕不太符合事實,可能有些自吹自擂。在談到經濟困難時他說,“離婚的最常見、最實在也最痛苦的結果就是生活水準的立時崩塌,”然后繼續說中產階級受影響最大。“社會底層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貧困換到另一種罷了。”他一如既往地充滿樂觀主義。他討論孤獨的時候說這也有好處,人們可以去找新伴侶和新生活。離婚人士俱樂部“聽說上很慘”,但也挺“小資”,不過“整體上有用”;群居村有傻傻的一面,也能“幫助單親家庭度過最困難的日子”;就連婚姻介紹所也不該被嘲笑。海瑟·詹納的介紹所“促成了一萬五千樁姻緣”,幾位前客戶還說他們會把孩子也送去相親。綜上所述,這些“發展”是好事,他說其中一些在電視上看到要比真實生活多,但不管怎樣“是我們身處好日子開始的征兆”。還有一件事得提:糟糕的日子也可以激發創造力。“羅素在第一段婚姻破裂后的痛苦日子里寫出了曠世名作《數學原理》。”

對蓋索恩-哈迪來說,有一種困難要比別的困難更難。在離婚還不流行的年代,婚姻不順的夫妻往往會決定生個小孩來獲得共同興趣。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大部分離婚在三年內發生,換言之,小孩一出生父母就決定分手了。社會學家說:“小孩傾向于降低而不是提升婚姻的幸福程度。”蓋索恩-哈迪說,孩子會干擾父母的“成長”。如今三分之一的孩子只跟父母中的一個住,通常是媽媽,而媽媽有時候很刻薄。“今日離婚的最核心的不公是將父親與孩子分離。”媽媽們日子還行,她們有小孩,還有“幾百年的八卦互助傳統”,而爸爸們“常常是徹底一個人”。有人會說爸爸們大多有工作,但這不代表什么,爸爸們也有“成長”問題要考慮。的確,大部分離婚案中孩子都會判給母親,有些女人出于怨恨會制造困難阻撓前夫看孩子,“劇作家特倫斯·弗里斯比曾到最高法院去要求把他每兩周一個下午的探視權增加到一周一次。法官駁回他的請求,一些法學行話飄浮在他腦海里,說他“變得占有欲太強是極危險的”。” 蓋索恩-哈迪說法律應該改變,“改變的原則應該是:一個孩子應有不可讓渡的接觸雙親的權利,雙親也有平等的權利看望、撫養孩子。”這聽上去挺好,但怎么操作呢?把小孩劈成兩半嗎?同時,在法律尚未改變時,“如果把少數不讓父親見孩子的母親送進大牢,情況會立刻并且無限地變好。”我想,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定會同意的。

在“離婚的可怕怒火”和“未來的高高藍天”(比如再婚)之后,心理分析師認為第二次婚姻要比頭婚更難成功。據埃德蒙·伯格勒醫生說:“在第二段婚姻中找到有意識的幸福的幾率是零。”(那么無意識的幸福呢?聽上去也不錯。)統計數據支持了他的說法。蓋索恩-哈迪不管這些,他堅持:“能有個伴自然更好些。”要是再離婚了,也總有機會三婚的。再說,第二回離痛苦會少些。蓋索恩-哈迪的好處是,他很少說喪氣話。不論發生什么,初衷都是好的。“一種深刻而振奮的感覺”近在咫尺,“有力量,有遠見,有放空”。“73%的有強烈信仰的女性現在一直處于性高潮中。”

《誰不愛被當成圣人對待》,[英]瑪麗-凱·維爾梅斯,盛韻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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